在日本漫长的疫情期间,非正规员工遭到解雇,而其中七成是女性。
根据野村综合研究所的调查,在疫情期间有70万以上的女性正遭遇停工停职。
而且,在2020年5月22日东京都颁布的逐渐开放的业务范围中,未有包括小酒馆、夜总会、快餐店、酒吧和性风俗店等。
因此,许多从事此类行业的女性目前都面临收入锐减的困境。
日本NHK电视台就专门做了一档纪录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将视角对准了这些在疫情中陷入困境的女性们。
不少穷困女性在绝望之境,暗中流行了另一种赚钱方式——“爸爸活”。也是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干爹。
她们通过社交媒体,专用的论坛、App等方式结识男性,和他们去吃饭从而获得酬金。
什么是“爸爸活”?
日本文化中的“爸爸活”(パパ活)是指女性跟年长男性建立交易的关系。
这些年长男性会送女性金钱、奢侈品以换取陪伴,也因为这样,女性通常会有“多位”爸爸,而他们的关系皆建立在金钱之上。
参与“爸爸活”的男性多半是50岁左右的年龄段,女性一般年龄则在20至25岁之间,因此他们建立的关系如同货真价实的“父女”般,所以女性会称他们为“爸爸”。“爸爸活”的工作范围很广,从陪吃饭一路到陪散步的都有。
为了生计从事“爸爸活”
根据日本媒体《周刊女性PRIME》报导,疫情肆虐,日本妇女首当其冲,许多人开始从事“爸爸活”。
一位育有两个还未上学的孩子的主妇就因为经济拮据参与了“爸爸活”。
她表示,任职自由职业的丈夫因疫情收入激减,没有给出足够的生活费,也因为生活压力经常对她口出暴言:“明明是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少说些漂亮话”、“我在外面工作你什么都不做也太狡猾了”。为了尽量不被骂,无奈之下, 她加入了“爸爸活”这个群体。
如今,该主妇至今已经和十几个男性去吃过饭,逐渐地也有人谋求身体上的关系,每次可以获得几万日元的援助。
其又表示自己当初因为结婚而离职,现在考虑到孩子和生活,虽然工作难堪但却无法停止。“我没有今后一个人养孩子,这样走下去的自信。
现在不得不生存下去,除了这样的方法实在是想不出其他法子。”
“高级的名牌,海外旅游什么的,这些我都不要,我只想过上普通人的不需要担心的普通生活而已。”她说。
桃色陷阱
在不对等的交易下,过程中还会衍生出各种没有保障的意外事件,比如性暴力,或者被拍下影片等。
比如说有一名仅18岁的女生,因为疫情失去餐厅打工的机会,所以开始从事“爸爸活”。
她分享工作至今已遇到多次的性骚扰,甚至不得不取消会面机会。
一名三十岁从事“爸爸活”的主妇也表示,“对方甚至不愿使用避孕措施,还会被录下视频,想逃也逃不掉。”
不仅如此,一些女子还可能会遇到无赖男性,他们将其带到隐密处,行事之后就溜之大吉,这让她们既失身又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
由于大多数女子都是通过社交网站结识男子的,而男子在网站上完全可以用假信息注册,因此她们即使受骗也无从查找,只能忍气吞声。
不少女性除了受男顾客的骚扰、事后赖帐外,还有人被迫从事性交易,遭针孔摄影机侧录,最后被卖给色情网站的案例。
不平等的社会
即使面对被骗的风险,为了生计,日本贫困女性也需要从事“爸爸活”,但这些,都只是疫情造成的吗?
其实不然,日本社会对女性无形的压迫也要为此事负上责任。
日本一直以来奉行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模式,大多数女性从小受到的规训是“长大以后做一个家庭主妇”。
因此,女性的“成功”之路,是嫁给一位“工薪族”,并在家相夫教子。
每天在家门口等丈夫下班,然后递拖鞋,放衣服,是日本主妇的刻在骨子里的“主妇素养”。
因为默认女性到了适婚年龄就要做家庭主妇,相对的也就剥夺了她们受教育、就业机会等一系列权益。
直至孩子读大学后,日本女性才能重返职场,但也可能只是做一份兼职,其余时间仍然要留在家照顾父母和丈夫的起居。
此外,日本的税收体制也间接鼓励女性遵循全职太太的生活模式。
根据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征税的对象金额是个人总收入,扣除依据税法可以扣除的部分得来的。
而其中一个扣除项目便是配偶扣除——抚养的配偶(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她或他的年收入是在150万日元以下,可以扣除38万日元。
而且,绝大多数的日本公司都会付加班费,比例每间都不同,因此如果工作时数长,薪水一定是会再往上加。
这样一来,如女性的工作时间太长,收入增加,税收金额也会上升,所以很多女性都会选择每个月只工作固定的时数,或者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除此之外,日本社会也弥漫著一种独特的风气:
如女性在婚后还要工作,外面的人就会认为男方没有能力保证家庭生活所需的经济。
当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待男方,会导致男方的社交、工作、晋升等等方面都遭受影响。
在社会的压迫下,不少男性会将怒火和不如意发泄在妻子身上。
以上种种都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女性的工作机会被大量剥夺,只能依靠丈夫或从事低技术的服务业甚至是风俗业。
而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可以赚快钱的“爸爸活”的出现,是不少日本女性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