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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家庭模式，从“四世同堂”转变到夫妻二人带娃的“核心家庭”，再进一步转换到独居或夫妻二人为主的模式。
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一代户”的比重较10年前上升15.33个百分点，达到49.5%。
所谓的“一代户”，即同一辈人居住或单身居住落户的情况。
而就在2010年，根据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六普的数据，二代户（最典型的就是一对夫妻带孩子）的比重还高达47.83%，2020年二代户的比重已经缩水到36.72%。一增一减的背后，是我国家庭模式的大转换。
“七普中家庭的小型化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每户家庭人口数比六普的时候少了0.48个人，里面一代户的增长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树义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董登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现这个局面主要的原因，包括总和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等因素。
“三口之家”已非最主流
从过去10年来看，一代户的占比提升极快。
2010年，我国家庭以二代户为主，一代户仅占比34.18%。
但2020年，这个数据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调转”，一代户占比已经接近50%。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注：部分为记者根据相关数据计算
崔树义指出，在家庭思想观念上，丁克家庭等观念会导致家庭人数变少。而更深层次的，一代户比重高跟人口流动、城镇化有很大关系。
“在工业化社会，大家庭消失是大势所趋，可以看到欧美国家在工业化社会的时候，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模式就逐渐成为主流。”董登新表示。
但是，在我国，“三口之家”的模式也已经不是家庭最主流的模式，因为过去10年二代户占比从47.83%缩水至36.72%。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一代户形式：独居、夫妻二人、空巢老人等等。
从省份的情况来看，尽管情况各不一致，但一代户的增长也是非常迅速，且无一省份低于40%。
具体来看，吉林、内蒙、天津等13个省区市的一代户比重已经超过50%，其中上海、黑龙江、北京、浙江均超过58%。相对来说，海南、云南、福建等地占比则仅略超过40%。
可以看出，不少人口流入较多和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一代户占比较大。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最近10年一代户占比分别提升23.45个、21.49个和19.66个百分点，已经达到了59.65%、56.11%和57.18%。
与此同时，一些此前一代户占比较低的省份，在最近10年的占比提升非常迅速。以人口大省河南为例，2010年，河南一代户的比重仅为25.16%，这一数据在2020年达到42.99%，10年提升17.83个百分点。
这说明，一代户比重提升，并非在某些地区单独发生，而是在全国统一发生的现象。
崔树义表示，一代户的增长是必然的，这里面主要涉及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独身家庭等家庭类型的增长。
如何应对空巢老人增多？
必须要承认的现实是，一代户的增加，使家庭整体应对风险的能力减弱。其中，又以空巢老人的应对风险能力最为薄弱。
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11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发布，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就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务、承担照料责任。
董登新表示，因为经济等因素，大多数的家庭不可能把老人交给养老院。同时，对于可以自理的相对健康的老人，一般是不愿意进养老院的。因此国家提倡以居家养老为主，如果跟子女靠近的话更方便照应。
“如果说不能就近居住，实际上还可以推动高度智慧化的联动的居家社区养老，把社区的养老平台延伸到家庭，同样可以起到照顾的作用。”董登新说。
崔树义指出，虽然我国社会化养老发展得越来越好，但是家庭还是发挥养老最重要的作用，居家养老也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的现实选择。同时，在鼓励生育的背景下，老人和儿女住在一起还可以发挥照顾第三代的责任。
在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中，最关键的是农村养老，以及人口流出地养老的问题。由于青壮年流出较多，这两个地方的养老问题最为严峻。
崔树义指出，青壮年流出多的地方，空巢家庭肯定越多。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从完善人口结构、改善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各地都需要出台政策来应对。国家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关键在于建立和加强整个政策体系，包括更多的去管关心留守老人、空巢老人。
“此外，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明显高于城镇，在更多的‘留守儿童’也跟随着父母投入到城镇化的大洪流中去的时候，农村剩下的都是老人。而农村的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更薄弱，尽管也出台了像农村幸福院、助老餐厅、老年协会等在农村互助养老等机构，但是现在来看实际的效果可能并不是太好，还需要政府和社会更多的来给予支持。”崔树义表示。
据崔树义介绍，他们今年在山东全省抽样调查将近3000个样本，表明农村老人的现金收入这一块，有将近60%依靠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因此建议在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对于农村地区要给予更多的支持。
此外，由于一代户增长过于快速，出于平衡人口结构和促进生育率的考虑，其他社会服务政策也应该跟上。
董登新表示，家庭单位的大小不应该影响生育率的高低，但是在一代户崛起的背景下，社会服务必须要跟上。
“一方面，从怀孕、生产到哺乳，再到托儿所和幼儿园整个育幼的过程，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有更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
另外一方面，在家政服务上，要更加职业化和社会化，不能够仅仅把爷爷奶奶当保姆。”董登新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