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电影继《狙击手》之后,《长津湖之水门桥》也在2月8日宣布将于2月11日零点起下调票房结算价格。
结算价格下调背后,是观众对电影高票价的吐槽。
在影史最贵票价的加持下,2022年的春节档票房虽然拿下了影史第二,观影人次却不如2018年。当观众因高票价而远离电影院,电影将何去何从?
01、史上第二高票房背后
2022年春节档电影票房尘埃落定,2月8日更新的数据显示为60.37亿元,目前排名第二。但在这之前(排除2020年春节档),每一年春节档票房都会超越上一年。也就是说,这是近10年来,春节档票房出现首次同比下降。
根据猫眼专业版和拓普数据库数据,春节档票房从2012年的4.16亿元增长到了2021年的78.42亿元,然后降到了2022年的60.37亿元,同比下降了23.02%。
有意思的是,票房虽然在跌,但票价却在上涨。
举例来看,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1年春节档电影《唐人街探案3》的票价当时已经让人们觉得够高,上映首日平均票价达到了50元。但等到了《长津湖之水门桥》,观众才发现“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后者上映首日(2月1日)的平均票价为57元,后续至2月6日则分别为55元、54元、52元、51元、50元,春节档后票价继续回落,到2月9日保持在了45元。
但即便是45元水平,也要略高于2019年春节档电影的平均票价。
若从整体春节档来看,平均票价已经从2012年的33.7元,上涨到了2022年的52.77元,涨幅达到了56.59%。
有网友吐槽,再多加点钱,都可以用来看场话剧了,着实奢侈。
网友也将嘴上的“我不配”落实到了行动上。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2年春节档观影人次为1.14亿,比2021年的1.6亿少了28.75%。
若把时间跨度再拉长些,2022年春节档票房虽然回到了2018年、2019年的水平,但观影人次却分别比2018年、2019年减少了0.31亿、0.18亿。
可以说,2022年春节档票房的“华丽”靠的并非“人气”,而是高昂的价格。并且,上涨的票价带来的收益没能覆盖住因观影人次流失带来的损失。
02、谁来决定票价?
这几年,电影票价上涨已成老生常谈,观影人士苦不堪言。要想弄清缘由,就得搞明白谁来决定票价。
一般,电影票价=最低发行价 + 影院溢价 + 电商服务费(线上购买 )+ 影厅服务费 – 各种优惠。
其中,最低发行价/最低结算价由片方根据影片拍摄成本和心理预期等来决定,并要求影院卖给观众的价格,不得比之低,如果低了,影院要自己补贴上。
一般,片方会根据城市所在地和放映格式等来给出不同的结算价格。
比如《狙击手》称自2月7日起,下调最低结算价格至A类35元,B类30元(各降5元)。其中,北上广深为A类城市,除此之外的其他城市为B类城市。
《长津湖之水门桥》片方决定于2月11日零点起调整该片票房结算标准,数字2D、中国巨幕2D是全国统一30元/人.次,IMAX 2D为全国统一40元/人.次,CINITY 2D120帧、杜比VISION 2D则为全国统一35元/人.次。
影院则在发行价基础上二次加价,考虑因素包括供需情况、地理位置、影院设施设备、房租水电费人力成本等。
可以说,最终的定价,是片方/发行方和影院等各方共同决定的结果,票价完全市场化。所以观众真正到手的电影票价往往要比结算价高出一截。
以《狙击手》2月8日晚8点左右时刻的票价为例,北京朝阳区万达影城的票价为45元,房山区环球国际影城的票价为38元,成都百诗汇电影中心的票价为33元。
所以要弄明白票价变高的原因,就得从片方和影院等身上出发。据了解,春节档多数片方提高了最低发行价。至于影院,则或许是出于“开张吃三年”的心态。
毕竟自疫情以来,上座人次飘忽不定,消杀和人力成本上涨,又处于随时可能无法营业的担忧中。此外,大概是去年春节档电影的提价给予了其信心,自以为涨价没有问题。
可结果是,观众并不是太买账。
03、票价过高背后的隐忧
从这次的结果来看,片方和影院对观众底线的试探,算不上很成功,反而激发出了“逆反”心理,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要是票价再高点,某桥的票房能超100亿”。
可以说,高票价之下,影迷的观感并不是很好。
从《狙击手》的通告来看,在2月7日前,其A类城市和B类城市的最低结算价分别为40元和35元,但实际上,有些城市的观众实际购票价能超100元。
票价市场化的背后是双方实为利益共同体。毕竟分账时,若实际售价高于最低结算价,则以实际售价得来的票房为准。
根据公开信息,分账各方主要包括特别营业税和电影事业专项基金(为帮助电影产业共渡难关,曾暂免征收)、院线公司和影院、中影数字提留、制片方和发行方。
一般,营业税和电影专项基金占据了比较固定的8.3%,剩下的才是可分账票房。其中,影院跟院线分57%(影院一般拿52%),制片方和发行方再分43%。至于中影数字提留,一般要在票房超6亿的前提下才会有,比例为1%-3%。
在这之中出现了不少角色,它们负责不同的职责。
制片方(投资方)提供电影拍摄所需资金,所以电影上映后的分账票房及后续在各平台的转播费、IP授权费、周边权益、影片中的广告植入等都归其所有,所以制片方的钱也不仅仅是票房而已。
院线是影院名义上的管理者,旗下的影院有的是直营的,有的是加盟的,一般是象征性收点钱。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影院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票房,在8成左右,广告和爆米花等收入并不多。
发行方可以理解为院线(影院)和制片方之间的桥梁。制片方会把拍完的片子委托给发行方去对接院线(影院),所以干的是宣传、买广告、谈判、签合同等“体力活”。
发行方一般能分到5%-8%,既包括华谊、万达、博纳等传统发行方,也包括阿里影业、猫眼电影等互联网发行方。
值得一提的是,发行方和制片方之间的合作,又涵盖了代理发行(收代理费)、买断发行(发行方一次性支付一定费用购得影片一定区域和时限内的权益)、分账发行(按票房收益协议分成)、保底发行(相当于一种对赌)等方式。
另外,现在很多公司会同时兼任制片方和发行方。
不过,真正到实际中时,分账比例的确定还会涉及多方博弈,如影片口碑、导演和演员号召力、制片和发行公司的背景等。一般影片越弱势,分账比例越低。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长津湖之水门桥》的分账比例在2022年春节档影片中最高,达到了可分账票房的39.06%,《小虎墩大英雄》较低,为36.68%。影院的分账比例保持在了52.27%。
总结来看,疫情冲击下,片方/发行方、院线/影院等利益共同体以涨价自救也不是行不通。但电影除去是它们的谋生手段外,还是观众的精神食粮。
如果精神食粮令人享受,观众也会愿意买单。换句话说,如果有好的内容,涨价也无可厚非。
但事实是,观众对于高票价吐槽的背后,或许正是其对一些影片内容质量的不满意。
这一点从银幕数增速超过票房增速也能看出一二。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14年-2019年间,只有2015年的票房增速超过了银幕数增速。此外,2021年的银幕数是2013年的4倍多,但票房却只有2倍多。
观众虽然对春节档电影仍保有热情,但内容要跟上票价,观众才会愿意走进影院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