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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户需要带壳蚕豆，4号楼202室2份、3号楼304室3份……一共70份700斤；27户需要黄山太平湖鱼，4号楼102室1份……一共50份；还要54份108只鸡；6箱72托鸡蛋，每箱360枚……上海静安区某小区组织团购的“团长”胡冬安按品类、室号等分类列了一个长长的明细表，核对几遍后，她和联系好的供货商下单。
按照供货商的排期，三天后才能发货，第四天到货。“到货的具体时间没法预计，只能等通知，因为路况不能保证。”胡冬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凌晨三点接货也有过，看运气。”
到了接货那天，胡冬安要特别留意手机，随时准备接货车司机的电话。接到通知，她再联系小区志愿者，穿好防护服，戴好口罩，面屏及手套，到小区门口等货。接货、卸货、清点物资都由她这个团长全权负责，清点好的物资放到小板车上拉进小区，如果那是晚上10点以后——10点以后接货是常事，胡冬安和志愿者要等第二天再送货，因为“怕板车声音打扰别人睡觉”。
发放物资就相对好操作了，他们对照着配单，把各楼的物资运送到楼下，再由各楼志愿者分发自己楼层，如果刚好赶上测核酸，各户居民可以自己下楼领取。家中只有老人或行动不方便的，志愿者负责送到家门口。发完货事情还没有完，团长要提供“售后”，如果哪位居民对物资的质量、数量有意见，找到胡冬安，她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是一个上海“团长”的典型日常。在上海实行全域静态管理、常规市场供应体系骤然停摆以来，“上海团长”火出了圈，他们利用自己日常工作中的资源，寻找物资，组织社区团购，某种程度上，他们代替了这个城市中因为工作量剧增而略显无序与忙乱的基层管理者。他们的身份，从原本繁忙于寻常日子的普通居民，变成人们口中的梗——“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个人接力的形式打通了封控小区的最后100米，救居民于匮乏，但最魔幻的，还在于短短二十几天中，他们集赞誉与质疑于一体，从被感谢到被审视、随后又被非议的嘈杂声场中，在这个令人感怀的2022年春天里，上海“团长”注定会成为一群被记住的人。
“一开始没人知道怎么当团长”
“物资供应不上了”的出现，最早是在3月30日到31日。当时的浦西还没有封控，居民们早早在3月27日上海宣布封控计划后就囤足了一个清明假期的物资。而原定封控至4月1日凌晨5时的浦东已经确定延迟解封，很多人家里储备的菜不够了。
崔丽丽在上海财经大学担任教授，主要做电商研究，也是上海市网购商会的专家，她从商会会长宋轶勤那听说了居民物资告急的消息，俩人和几个同事、朋友商量了一下，觉得可以利用平时积累的供应商资源做点事，帮买不到菜、粮食的小区对接靠谱的供货基地，于是拉了群。宋轶勤记得，“一个小时不到，200人就冲进来了。几乎每过几秒，就有一个人扫码进群。”最开始入群的人，都是这个临时公益小队成员的亲人、朋友、朋友的朋友……且以居住在浦东的人为主，慢慢的，闻讯要求进群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浦西也延迟解封了，不到5天，群已满500人，于是再组建二群，现在，两个群加起来共有800多人。
商会副秘书长戎颖负责对接供应商，“最开始进群的人都是自己想买菜，以为可以像平时的外卖平台一样自己订货。”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人们进群后才发现，商会联系的供货基地无法接散单。提供给群内人员的几家蔬菜、肉蛋基地都是戎颖一个个打电话确认过的，他们都有自己的货车和司机，有运力，质量均由上海市农委或者是商务委认定过，但这些基地一直是大型线上平台的供货商，并没有零售能力，他们要求必须达到一定预定数额才能发车送货。群内的人们观望了一阵，没办法，不凑够发货门槛就解决不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一部分人开始尝试在社区发起团购，被“逼”成了团长。
“为什么不在封城前多囤吃的？”这是相当多上海人被外地朋友问过的问题。陈洁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有一家名为鎏婳书的化妆品企业，她所在的小区属于上海的一处高档小区，在3月27日她就注意到朋友圈内很多人在储备食品，3月29日，距离她所居住的浦西封控还有3天时，她也准备储备一批。
早上8点出门，她先后去了离家最近的大沽路菜场、浦西最大的菜场——广粤路副食品市场和上海著名的网红菜场——高陵路菜场，这些菜场已经全部关闭。她赶紧又去盒马x会员店和costco，“目测进门队伍长达200多米”，人员密集，出于安全考虑陈洁选择放弃。最后她去了上海太古汇下的城市超市——单价昂贵、售卖精品的高端超市，除了一些零食、酒类还有货，蔬菜、水果、牛奶、冷冻食品等货架都已被抢空。所幸那时盒马、叮咚等线上平台还能使用，虽然派送速度远不及往日，还有很多物品缺货，陈洁也算凑够了一家人4~5天的口粮，“既然通知封控4天，多数人就只储备了4、5天的食物，老人们储备1周需要的药物。”陈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陈洁冒雨发完物资往回走时，邻居拍下了她的背影。图/受访者提供
4月4日晚7点，“上海发布”发出通知，全市继续实施封控管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原定于4月5日凌晨解封的浦西，和浦东一样，延后解封。
以往，上海作为商品经济和电商渠道极为发达、居民个性化需求多样化的城市，社区团购始终不活跃，很多人不要说当团长，就连团购都没参与过。当零售停摆，一贯与经销商对接的上游生产商只能越过B端直接面对C端，他们更加没有经验。于是，所有人一起在摸索中度过了一段兵荒马乱的日子。
“一开始没人知道怎么当团长。”崔丽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刚建群那几天，想开团的成员经常互相交流，她记得，群内有一位从事IT工作的男士，对网络工具比较熟悉，他专门录屏把群接龙等工具的使用方法广而告之，还开过腾讯会议。可以说，宋轶勤、崔丽丽等人建的群不但提供了供应商资源，还是团长们在初始阶段互相培训、交流经验的平台。也因此，她们被大家戏称为“团长的团长”“旅长”“司令”。
那几天，“旅长”们每天早晨一睁眼就开始在群里回答各种提问，有询问物资情况的，也有来问团购线上工具使用方法的。崔丽丽和戎颖对一位在小区物业工作的女团长印象极深，她已经年过50，对做表，接龙等工具一无所知，没少给公益小队成员打电话，一点点从零学起，为小区居民团购一次物资要连续几天熬到深夜1、2点。
戎颖比她睡得更晚。刚接触团购的团长们，思维往往还停留在疫情之前，那时物流的整个环节可以从容查看：何时揽收、物流进度、预计哪天到货……而这些环节在封控的上海难以预计。3月28日，上海宣布，保供企业车辆凭通行证可以在封控区域正常通行，保供人员需凭“保供企业证明”、“工作证或单位证明”、“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和“健康码绿码”出入核酸筛查封控小区和集中居住的酒店。
供应商的车要上路，需要通行证，司机需要核酸检测证明，在人力运力缺失严重的情况下，变数很大，一直得不着到货消息的团长只能打电话问戎颖，戎颖再去联系供应商。供应商的司机也非常辛苦，一大早出发一路发货，常常发到凌晨2、3点，半夜送货到目的地的司机，联系不上团长，也只能找戎颖。在团购刚兴起的那些天，戎颖每天只睡2、3个小时。
供货商同样不容易，一个蔬菜基地的负责人告诉宋轶勤，得知他的蔬菜基地能团购，2、3天内几千人来加微信、打电话，基地长期直供电商平台，从未做过社区团购，没有相应的系统和人员，临时负责接单的工作人员根本处理不过来，急得一直哭。送货时的突发情况更多，一旦通行证出问题，或者是工作人员各自被封在什么地方，货就无法准时送出。崔丽丽听一个供应商讲，他们的送货车辆因为封控原因无法按原计划送货，为了能够按时履约，他们到市场上去寻找能够上路送货的车辆，开出5000元小费一天的价格都没有找到。
团长都是“项目经理”
宋轶勤、崔丽丽的公益小组每天晚上开会，讨论层出不穷的问题。“物资是不缺乏的。”她们对接了那么多基地、供应商，得出这个共识，主要还是供应链的问题，没有人运送或者分发。如今上海市民在叮咚、盒马等App上抢菜难，不是因为没有菜，而是抢不到即时配送资源，团长+志愿者的组合方式，重新搭建起了零售与消费者之间的供应链，但物资在途的问题是无论“团长”还是“旅长”都无法解决的。
“旅长”们能想出的办法，就是四处寻找有运力的供应商，筛选甄别之后，再把资源提供给更多小区的“团长”，具体细节也要落实到位，例如鸡蛋一托30个，一箱12托，“团长”们最好整箱订购，避免拆箱。
几个“旅长”小伙伴把常见问题汇总制作成群公告，减少回答重复的问题消耗时间，一个个靠谱的供应商资源也制作成表格，公布在群公告和上海市网购商会的公众号上，逐渐实现供应商和团长直接交流对接，宋轶勤还托人找来了几个上海商学院的在校生做志愿者，帮忙答疑和制作共享文档。在这期间，团长们逐渐摸出了团购经验，习惯了深夜接货，手忙脚乱的供货商也重新安排人力物力适应社区团购。
原本直供电商平台的蔬菜供应商给浦东的小区送货。图/受访者提供
在戎颖印象中，大约一个多星期之后，群内的团购就逐渐走入正轨，无论供货商还是团长都开始从容起来，自己的工作量也不那么大了。从3月31日开始，到4月中旬时，他们已经帮助了163个社区，订购了3万多斤蔬菜，3.5万斤面粉及面条，2.2万斤水果，近1万斤大米，8万多枚鸡蛋。
人们开始有了更多需求，“旅长”们对接的物资品类也逐渐丰富，从一开始的基础物资扩展到肉类、面包、母婴产品……事实上，不同社区的团长面对的群体需求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
陈洁居住的社区是上海知名高档社区，物业管理严格，团购前，团长必须将物品类别、数量、产品防疫证、流通证等一系列相关信息详细向物业报备，报备合格后，物业为团长提供防护服，到货当天和团长一起在社区门口接货。陈洁当上团长是因为想给孩子买一个生日蛋糕，已经封控在家无法外出，她不希望孩子的生日连起码的仪式感都失去，而“21cake”的大客户工厂专送要求，是30份蛋糕+500份面包。类似的需求在社区群居然很快得到回应，200人的蛋糕团瞬间拉满了。
陈洁所在的社区有20栋楼，物业工作量庞大，他们将到货的面包、蛋糕分配到每栋楼的一楼大厅后，没时间等志愿者或订货的居民来交接就离开了，导致陈洁接货时清点好的订单少了4份面包，遇到此类情况，团长们只能自己贴钱给没收到货的住户退款。有邻居说不必，但陈洁觉得，货是自己团的，没理由让邻居付了钱却收不到货。
蛋糕这类非刚需的团购在胡冬安所在的社区是不存在的，她居住的社区比较老旧，老年人占绝大多数，她和另外几位社区团长团的都是蔬菜、肉、蛋、牛奶等生活必需品，为了节省志愿者的精力体力，她也不太支持居民团咖啡、饮料之类“非刚需”，毕竟卸货、发货都是志愿者们肩扛手提，多在外暴露一次也增加一次感染风险。
胡冬安和志愿者把团购来的物资标好号码，按顺序排放，利用电梯传送，订了货的居民自己按好楼层到电梯里自取，避免接触。图/受访者提供
小区只有四栋住宅楼，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物业，这意味着团购不需要麻烦的报备，但也没人提供防护服和消杀设备——这些都靠胡冬安和几个志愿者在居民中募资，然后又托人购买。直到防护、消杀物资都到位，他们才敢发起团购，那时，老人们家里的菜肉都已见底了。
小区老有老的好处，楼里的很多老人经常和胡冬安的妈妈走动，在她眼里，这些老人不是居委会统计表上的数字，而是温暖而亲近的长辈。正因如此，楼里各户的情况她和几个志愿者都基本摸透了，谁家缺什么他们心里都有数，他们代替了忙不过来的居委会。
日常物资在胡冬安看来还算好团，部分老人只会付现金也好办，最让她为难的是老人们需要药品。她用了最原始的采买办法：托还能买到药的虹口区朋友当中转站，将订单统一下到朋友的小区，再由朋友叫一个跑腿快递，送达胡冬安所在的静安区，跑腿费200元按订药居民的购药比例分摊。胡冬安原本是做品牌咨询管理服务的，行业因为疫情停摆，她把全部精力放在帮居民团购上，相当于打了第二份工，不过是纯义务。
渠道对接、时间安排、人员安排、收货收款、与各类人员沟通统筹、售后各环节……开一次团无异于一次完整的项目运作并如期交付。在上海市网购商会会长宋轶勤眼中，这是一个需要决心、毅力、耐心、细心以及强大执行力、协调力、沟通力以及运营力的庞大复杂工程，她接触了上百个团长，这是他们多数人身上具备的特质，最关键的共性，是他们都很热心。
也许是在采买和沟通方面具有优势，崔丽丽给出的一些S2b2c（S即是大供货商，B指渠道商，C为顾客类）的社群电商企业的参考统计数据显示，92％~95％以上的社群“团长”是女性。这与陈洁的观察基本相符，陈洁社区内物业拉的团长群中，约有40位团长，九成为女性。
通过对群内超过200位团长的了解，宋轶勤认为团长多数为企业中高层或是创业者，否则他们没有如此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和相对丰富的采买资源。宋轶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小区的团长每天都有早报、晚报，随时更新团购物资的成团情况和进度，“报表之漂亮，要是没有五百强企业的工作经验恐怕都做不出来”。
“野生团长”带来的污名
自发的新型市场难免出现乱象。4月19日，上海静安警方查获一起哄抬物价非法经营案，一名42岁的男子因为大量囤积青菜、鸡蛋、鸡鸭等食品非法获利150余万元。
这样的消息一出，坊间立即纷纷议论，议论变成没头没尾的传言，传言再衍生出阴谋论。这些或主动或被动加入上海供应保卫战的团长，开始遭遇非议，有些人把他们发起的居民团购称为高价“黑市”，甚至传言京东进不了上海是因为“团长们”垄断了市场。
崔丽丽感到哭笑不得，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在全域静态管理状态下产生的居民团购发展到今天，不到一个月时间，团长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益团长，不但义务组织团购还可能自己贴钱。那些从社区中走出、组织本小区邻居一起团购的团长，基本都属于此类，崔丽丽群中的团长，也是此类。第二类团长从供应商那里获得少量佣金，用以补贴因为货物丢失或食品在运输中损耗而造成的损失，防止自己贴钱。上海的社区规模不等，一些社区几千号居民，崔丽丽感慨，“在这样的小区当团长，完成订购统计和分发，实在是不小的工作量，如果有人愿意站出来，那么获得一些合理的佣金又怎么了呢？”
真正应该受到谴责和管控的是第三类人——想方设法获得低价物资再以极高价格转手的“野生团长”，他们通常不是小区内居民，也许还具备某种“关系”，可以垄断某个小区的团购，不让他人插手。陈洁买过一次高价团购菜，555块钱10斤，其中只有20％是娃娃菜等稍为珍贵的叶菜，其余是被上海人称为“抗疫五兄弟”的萝卜、圆白菜、洋葱、土豆和西葫芦。
第三类“野生”团长原本只有极少数，但占更多数的公益团长，却因这部分人被集体污名化。遇到这种情况，戎颖选择“怼回去”。有一次，她为小区团购的蔬菜有瑕疵，多数邻居表示理解，经过层层关卡长途运输而来的蔬菜无法和菜市场相比，但也有人在群里投诉戎颖，说她“不知道在里边赚了多少钱”。很多邻居马上站出来为戎颖说话，但她心里仍然感到委屈，“劳心费力甚至亏点钱都没关系，但是这些冷言冷语实在令人寒心。”
最让团长们感到安慰的事，就是收到货的居民在群里开心地晒照片。图/受访者提供
一些公益团长退出了团购发起人行列，例如陈洁，只当了一次团长，操心费力并且赔进几百块钱，她没再发起第二次。之前曾在崔丽丽的群中热心组织大家学习各类工具软件的男团长，也因为“团长”这个名称被黑而感到灰心，不再组织团购。公益团长纷纷离场，反倒给少数高价“野生团长”提供了更多机会。
3月10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制定发布了《关于规范疫情防控期间“社区团购”价格行为的提示函》，维护消费者权益。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彭文皓说，疫情防控以来，“社区团购”成为封控期间市民生活物资保供的主要方式，为民生保障，缓解“买菜难”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彭文皓对依法开展的社区团购，表达了支持。
进入上海全域静态管理的第四周，社会面新增感染者逐步下降，京东正在恢复上海的运力，上海的餐饮企业也加入团购大军。胡冬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上海打开“饿了么”，周边的餐厅、商超、店铺……无论之前经营什么，现在都在组织团购，有蔬菜肉蛋，也有速食、正餐、饮料……人们的选择似乎多了起来，不过，形式仍然是团购。
“旅长”们注意到，最近几天社区里蔬菜肉蛋的团购变少了，人们开始对吃得更好有了需求，崔丽丽在自己所在的小区看到有人在团肯德基、冰淇淋还有各种冷饮。如今，“旅长”们的公益小组也把注意力转移到更需要关注的人群身上——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他们正在向周边居委会收集信息，组织企业捐赠。
回到她的学术领域，崔丽丽的研究是数字化赋能社会创新，说通俗点，就是利用数字化工具创新地解决社会问题，这次当“团长”“旅长”，也可以算是她研究课题的一次具象实践。什么是数字化赋能社会创新？她觉得市民们通过社交软件、共享文档等数字化工具的互助互帮就是，在疫情当下，人们自下而上地努力改变困境。而参与帮助更多人顺利团购的经历，让她更看清了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几天前，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买菜难”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城市在一段时间内主动切断了与市场的连接。
无论“团长”还是“旅长”，再靠得住也只是零售被斩断时临时性、暂时性的补充，终究是上海人在自救中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真正盼望的，倒不是如何为团长“正名”，而是大家终于自己走出家门，不再需要他们，让“上海团长”就留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中，诞生、也消失于2022年的春天里。
（文中胡冬安为化名）
本刊记者/李静
